一犯再犯

前方钱氏寓所的路上，新花社香港分社社长李菊升和总编陈达民相并而座,李社长的公文包放在腿上,里面放着两封信，一份是郭副总理写的邀请信,另一封则是陈演恪夫人代写的信件。

其实,李社长此前已来拜访过一此,当时钱木向他透露了愿回归内地的意思,这让他高兴不已,钱木那可是国学大家啊，虽说以前是战犯,但这样的人只要肯回归，国家自然不会拒绝,统战嘛就是这么回事。

“只能说人啊总会变。”李社长微笑说道。

陈达民则是轻轻点头:“钱宾四是国学大家,在海内外有着广泛的名声,民国后期,他可是与胡适、傅斯年同名的老蒋坐上宾,这样的人—旦回归内地,台湾方面在争取文化人士方面就可以说全面失败了。”

“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一次来一定要将事情敲定，这也是当前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李社长收敛笑容，略有严肃的说道。

为了尽快将事情落实,这不今天一大早李社长便带着陈总编,携礼品来做最后的拜访了，可见社里对铁木的重视。

人确实会变，1957年反右运动时,钱穆还对自己来到香港感到无比正确，然而时移世易，这十年来,内地的变化实在太大了，当年的反右得到了公开平反，内地学术界对于本土传统文化的理解也完全不同了,这一点从王岩的专栏文章中就可以看到。

内地科技崛起,在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整个世界的华人都跟着获得荣光，国内政策也越来越开放，阶级斗争解除、公私合营放松、开放吸引华人华侨归国投资、新经济政策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教育、文化、科技、军事全面发展,现在的内地已经不是过去人们的认识。

而让他最终确定内地已与往日不同的原因，还是《血战台儿庄》电影的出现,这部以国民党为正面,描述正面抗战的电影,使得他最终认识到内地的政治不再偏激，而是变得理性了起来,人都有归乡情节,如果可以谁也不愿再外漂泊,现在钱穆就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作为国学大师,他确定要回归，国家哪怕心里有多少看法，但明面上会会摒弃前嫌,这也是在向外表达尊重文化人的态度,况且这样的文化名人愿意回来,怎不能拒绝不是,真要这样做那才是失了格局，就比如郭副总理同钱木学术争端已久，现在还不是亲自书信一封。

话又说回来,钱木有今日之困，皆因往事之因，当年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时,他不仅看不清大事还同阎锡山等人搞起了反共同盟，一个学者选择放弃学术来搞政治，要搞也行,偏偏在天下大事已定之时，站到了新政权的对立面，就问服不服。

此时，胡适早在前一年(48年)就已经脚底抹油跑去了美国,傅斯年也在49年1月提前跑到了台湾,而钱木不仅留在了大陆,还在为一个即将死亡的旧政府摇旗呐喊,神不神奇，厉不厉害?天下大势,他是一点也不看啊。

从旁人的眼光看，这一切真的很难理解，但从他的角度看也许就好厉害了，过去这么多年在学术上，他一直被人诟病，国内的学术界也不待见他,当年在北京时,傅斯年直接就将他踢出北京学术圈,就见他见的学术水平和遭遇是怎样的了。

后来他选择了舔老蒋，一番努力下来,终于在1942年见到了老蒋，从那以后他就变了,但是无论他如何舔,1947年国民政府第一届院士名单中依旧没他,而他一直看不惯却总骂老蒋的郭末若却入选了院士,这让他一度大为怀疑,觉得自己是不是舔的姿势不对。

时至1949年,渡江战役正在进行当中，老蒋已然下野然，主子都混不上去了，但钱木不仅认识不到问题,反而继续为反动政权服务并在阎锡山、陈立夫的主持下搞了一个‘反共同盟’(中国反侵略大同盟)，彻底站到了延安的对立面。

消息一经登报,香港《大公报》直接写了一篇《从钱穆之流说起》的文章，骂其‘鬼话连篇,读了令人作呕’，说钱木挂学者招牌到处招摇撞骗，都穷图末日了还在当帮凶，称他为‘三家村学究’，指控他‘不惜曲学阿世,指鹿为马,终于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帮闲与帮凶。’钱木将自己的路彻底走死了，可当时在香港的他,还在想着自己能回内地教书,毕竟他的妻儿都还在江南,可他不去想想,就他干的那些事,那延安还会给他留余地么，于是在49年8月主席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直接将钱穆与胡适、傅斯年一并列为战犯。

如今,胡适、傅斯年都已经向上帝报道了，老蒋的前座上宾只剩下他，而他当时却并没有直接去台湾，至于什么心思想想都知道，其实他的内心中大概还是想着有一天能回内地，只不过1965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由于新旧权力分配落败,他连香港都混不下去了，就又去了马来亚。

可是马来也不好混啊,这不才一年的时间,他又混不下去了，于是便回到了香港，打算到台湾去混饭吃,然而一部《血战台儿庄》让他闻到了不一样的味道。

文人都是敏感的，他从内地的这部电影中嗅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