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起（二)

流言的传播总是很快,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高层中的政治气氛也变得越来越诡异,无论是高级首长还是下面的办事员们，都感受到了这种特别的气氛,对于嗅觉灵敏的人来说，他们又都感到，恐怕一场风暴又要来了。

但这些流言便没能阻止对于现有经济体制的调整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四月下旬的一日,计划委员会与财经委员会并新发委联合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关于针对全国部分行业计划性生产体制的调整方案》。

该方案对全国32个工业大类，80个工业中类，200个工业小类进行了全面复核与研究，最终选择了纺织行业、服装鞋帽行业、印染/基础日用品化工业、小五金行业、小饰品业，共计五个行业实行解除计划生产指标限制,并由企业自主生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西花厅里，总理翻了翻报告,便向坐在面前李富椿、陈芸和邓晓苹三人说道:“你们提交的报告我已经看完,记得之前说的是选择一些国有企业解决其生产指标限制，但这份报告一下子变成了五个行业，是不是步子迈得太大了。”

李副总理向陈、邓二人看了看,回过头道:“—开始我们想的也是选择一些企业，但经过调查和研究后发现若只解决这些企业的指标限制作用不是很大。”

“如何说?”“现有的计划生产模式下，一个企业的上下游都是按计划指标来实行的,若只从其中把某个企业拎出来解除其指标限制,但上下游企业仍在实行,那么这个企业的自主生产仍然会受到上下游的极大制约,这样的指标解除意义不大。”

总理想了想又问道:“所以现在你们的方案是，将整个行业的计划生产体制全部解除?”李副总理点头道:“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就以毛巾制造为例,纱丝、纺织、印染的计划全部解除,这样一来,除棉花这样的原材料外，整个制造业上中下游就全部打通了。”

“那个这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又是什么意思?”总理再次问道。

李副总理没再回答,而是扭过头看向了晓平,就见他解释道:“总理,事情是这样的,但企业的国家生产计划指标解除以后,其企业事实上就是自主生产，但在经营方面，仍旧由国家供销社批发公司负责。”

“国营商店直接从供销社批发公司的仓库拿货，价格相对于个体户要便宜一些，并且销售指标大多数时候也是优先供应国有商店,这使得个体户的指标严重不足，从而导致了指标分配不均。”

总理眉头一蹙:“这个问题有多久了?”“从62年个体户全面解禁以后，一直实行的是这种分配制度。”邓副总理继续说道:“由于这种分配不均,使得个体户为抢货，就会出现一些不良现象,比如找关系走后门,向供销干部行贿等,而且其零食价格往往比国有商店高20至50,一些紧俏货的价格会高更多。”

陈芸接过话说道:“国家生产指标有限制,而老百姓需求在不断的增长，资源配置不合理、资源供需失衡的问题是长期存在的，并且还有一些比晓平同志所述更恶劣的情形出现。”

“比如一些国营企业仓库里堆满了在城市卖不出去的货物,但是农村市场应当是有很大需求的,可是供销批发公司以市场销售困难为理由，由不再接收这些货品，而个体户想要却又没办法直接对接国有企业搞批发,因此造成了大量的浪费。”

晓平同志赞同的点起头来:“是啊,就如陈芸同志所说，而且各种现象都有,究其原因就是现有制度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在走向教条化。工厂想卖卖不掉,供销公司又被动销售,而主动销售的个体户又拿不到货,所以这个问题,就我个人看法，是到了必须要解决的时候。”

“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些堆积的货物在农村地区是有市场的，但是供销公司不愿接手。”

晓平点头道:“不仅在农村地区，许多货物就是在一些稍偏远的地方也能卖得掉,或者南北方各自卖不掉的商品，都可以通过个体户来实现异地销售,但是现有的制度下，给这种基层销售设置了障碍,导致货物流通困难。”

“除此之外,还有物流运输的问题。”晓平说道:“全国个体户或个体批发商的运输渠道不完善,这些个体商们要找个车子运货，那是千难万难,手续十分繁琐。”

“如从一地运货到另一地，先要带上批发指标证明、各种发票、接收地证明,而后在批发地找管理单位开证明，最后再到运输公司，公铁路运输的需求证明又各不相同，这中间哪怕一个环节资料缺少就运送不了,且即便手续齐全,国营运输公司优先排的也是公家的运输。”

这事情况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而是自接受私人运输以来就―直如此，当初就连同安这样的示范市都这样,最后还是市里调整了政策。

所有的运输申请包括其证明全部取消,有运输需求的个人或单位，不论公私,一律平等，一律按照市场准则办，市里又增购了大量的卡车,这才彻底解决了问题，但这只是在庆州地区，全国其它地方该咋样还是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