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中黄豆的套种技术研究是最快的,1955年，黄豆套种获得成功，平均亩产从解放初的约150斤，直接上升到336斤，翻了一倍有余，随后这种技术在全国推广，截止到1962年，全国大豆产量实现了自给自足。

同时土豆的产量也获得了翻倍，从建国初的亩产800至2000斤，增长到3200至4500斤（全国各地土壤、施肥、种植差异)，而其中棉花亩产增产更是显著。

此前采用直播法，棉种直接播入地里，由于种子差异，种植技术落后的原因，全国最好的新疆地区历年平均亩产只有98斤，全国其它地区，一亩地棉花产量最高只有88斤，平均下来历年亩产量只有70多斤，而采用新棉种和新型育苗、移种、套载技术后，欠收年平均亩产最低95斤，正常年限都在153至177斤左右。

全国主粮、土豆、棉花、大豆全部获得增长，同时数十个新品种蔬菜种子和种植技术也在全国推广了开来，北方的冬天不在只有白萝卜和不多的白菜等几个品种，而是一下子多了十几个品种，特别是大白菜，—颗能长到15斤左右。

国内此前没有甘蓝、卷心菜、香菇、平菇、花椰菜、芥菜、羽衣甘蓝等，一下子多出了十二个品种,使得冬季蔬菜从五个，增长到了十七个，极大的丰富了全国人民的餐桌,即便是传统作物，因此蔬菜种植技术和品种的优化，产量也出现了极大的增长。

时至1967年,全国水稻、小麦、土豆等多种农作物，全面采用新品种或优化品种，因此根据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测算,预计本年度的粮食又将迎来一次增长。当然,下级报道年年丰收，中央首长自然也亲自过来实地考察，而邓副总理来到红星合作社，就是他考察的第一站。

晓平同志与农田里的同志们聊了起来,而他到来的消息也飞快的传到了合作社管理干部和社员耳中，不过一会前来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晓平同志见已经要影响正常农业生产了，便再与群众打完招呼后，离开了田间。

红星合作社现下不仅有农业种植，还有经济作物的种植，两千多亩的蔬菜地里,绿油油的蔬菜长势喜人，有豆角、西红柿、黄瓜、苦瓜几个季节菜，这些蔬菜除了自吃外，便用于供应北京城市居民所需。

从田间到地头，晓平同志考察得非常认真，不时向合作社里的管理干部寻问情况，而后又考察了社里的养殖业情况，整个合作社养殖肥猪六千多头，羊近千只，鸡鸭十五万余只，可以说小小的红星合作社仅靠自己不仅实现了自产自足，而且还能创造利润。

管理干部向晓平同志汇报道:“自去年公社全面改制以来，全社社员的收入获得了较为可观的增长，以前年底是，每家每户平均下来大约能分到150元左右，去年实行工资制加年终分红制，每名农场工人每月工资在25至45元间。”

晓平说道:“这个工资比厂里的工人要少一些。”

干部点头道:“是要少一些，但农业产出利润与工业产品不同，因此没办法将工资加得更高。”

晓平又问:“那年终分红是怎么个分法?”干部回道:“这要看实际收入，除上缴国家的外，节余部分,拿出一定比例进行分红。去年是改制第一年,年小麦总产量1260万斤，玉米890万斤，加上养殖、集体工厂等，仅我乡合作社集体年总收入480余万元，实现分红62万元，全社八千户，每户分得775元。”

晓平微微点头，又问道:“现在一户人家，收入对比以前是否有增长?”干部连忙点头道:“收入自然是增长了，我们乡合作社基本都在农场和养殖厂、乡集体工厂工作，加上其它三个乡，去年全社每户平均集体分红约110元，再加上工资收入，我乡户均收入420元，其它乡有责任田收入，使得户均收入约350元，比改制前翻了一番还多。”

方叶听明白了，这里的集体分红是平均分配的，金星乡合作社采用是集体农场制，没有划分责任田,职工在农场劳动拿工资，而其它三个乡则划分了责任田，但三个乡此前是一个整体,所有收入都归当时的公社来分配，现在依旧如此，这才出现了四个乡集体分红的情况。

此前公社时期，每户年终大约能分到150元，丰年能到200元，而改制之后,现下每个家庭的收入都增长了，原因是原本国家要收的钱，现下分到了农民和农场职工手上，按照个逻辑，事实上在短期内，国家是要承担财政困境的。

这是藏富于民,还是藏富于国的理念，过去国家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工农业产出来保障国家建设，所以采用公社制将钱和资源都收上来，只进行最低层次的分配，但这样做确实能在一个周期内保障国家建设所需，但从长期看,经济链条被打断，带来的负作用是明显的。

历史上，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此间三十年,国家的gdp年增速都在10以上,最高的一年增速甚至达到了213，可是国家发展得如此之快,老百姓特别是农民,却并没有变得更好,反而贫穷问题＋分严重,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