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在向台湾释放善意。

“谢谢政府，只到今日我才知道,共产党是如此的大度。”黄维说完，双手举过头顶，恭敬的接过了特赦通知书。

接下来又有十数人被特赦，一直到名单宣布完，文强左右看了看，他见没有自己顿时大怒,站了起来喝道:“黄维这样的死硬分子都能特赦,我不服!”“对!我也不服!”伪64军军长刘镇湘也站了起来，大声喊道:“我当年还参加过南昌起义，对共产党是立过功的,他黄维都能特赦,为什么我不能!?这是黑幕!我不服!”战犯管理所所长姚伦猛拍了一下桌子，喝道:“有什么不服?知道什么叫特赦吗?这个名单是国家拟订的，你们每个人在所里改造的态度，我们都有总结，他能被特赦，那是因为国家认定他可以被特赦,你们若不好好改造,下一批名单依旧上不去。”

“下一批什么时候啊。”有人问。

“这些尚不清楚,你们都知道特赦令是国务院签的。”姚伦说道:“不过明年是抗战胜利二十周年,你们若是积极参加改造，或许还有机会。”

“明年还有啊，那真是太好了。”人群中一个欣喜的声音说道。

姚伦面色一沉:“想临时投机假积极是没用的，你们过往改造记录皆在案,要想早日获得特赦,唯有积极改造一条路。”

黄维能特赦别说功德林里的战犯了，就连黄维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当然他并不知道,自己之所以能少坐十几年牢,其与两岸形势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关系，就像曾经一样，两岸打算结束敌对，实行和平统一，实现三通,于是他们这些战犯便全部被特赦了，否则不到死前那一刻,他们是出不来的。

现在黄维被特赦足能说明，两岸关系进入了新的时期,虽然这一切才刚刚开始,但是作为统战的一部分，释放一些经过改造的重要战犯,就是在向台湾说明,大陆真的调整了对台策略，而不是一种政治攻势。

第二日清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门口，黄维、王陵基、石玉湘等十几人拎着行李,排着整齐的队列上了一辆中巴车，随即车辆朝着远方开去。

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他们要在北京附近的农场过渡一段时间以适应新社会,不过1964年的春节他们可以归家过年了。

也就是在1月2日这一天，人民日报副刊上沉默了数年的‘王岩专栏’再次复活，一篇名为《论不同社会体制下经济制度对中国经济制度建设的新启示》的系列文章连载发表。

文章中先是详细的列出俄国革命成功后，列宁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出台的前因后果及其有关内容,并对新经济政策实行的过程和所得的结果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与解析。

文章对于列宁新经济政策文章给予了总结,认为其处在战时状态下的俄国及其后苏联‘计划经济’前,这一政策对于苏联过渡到社会主义取到了积极且有效的作用,但是它最终失败了，而失败最主要的问题，是其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产生了冲突和矛盾以至于最终失败。

而后续文章再次讨论起了南斯拉夫的‘自治经济制度’，文章认为其是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一种升华，是对社会主义新经济制度的又一次深度探索，从解析南斯拉夫的这一新经济制度,再到讲述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并对两种不同制度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再次分析。

文章并没有否定计划经济体制，而是从十月革命成立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开始,解析从马列意识形态理念到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时代背景,并且对于苏联实行计划经济实施的过程和所取得的成果进行了较为客观的总结。

当然对于苏联及中国等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所带得的问题也进行了分析，文章十分大胆的指出，当前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同样存在着一系列问题。

文章指出，计划经济制度有效的整合了资源,促进了国家的快速进步，但由于其过度强调政府的全面管控，又使得经济发展与基本经济的客观规律产生了矛盾，—种建立于理想状态的体制与现实经济逻辑间存在冲突，其具有管理的科学性,但是缺少科学性的经济逻辑。

除此之外，资源的全面管控在分配、调度上也同样存在问题，全面管控体制下，一切生产与分配皆按照指令进行，它非常的理想化,但是忽略了随着经济发展，人民日益增长的实际需求与计划生产之间反馈不及时的矛盾。

文章中说，苏联设立了国家性质的大规模计划管控中心，配制了大量的专业数学家、经济学家和专业计算机进行科学化分析与管理，中国同样也设有计划委员会,采用同样的方式进入计划与管理,但是两国的这种管理方式都没能成功的解决这种矛盾,而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源就是忽略了市场的动态性,而单方面的强调计划性。

为此方叶还进行了举例，指出1959年国内出现的轻工业品缺乏的问题，就是因为计划生产与市场动态之间没有能及时反馈而造成的现象。

方叶在文章中举例说:‘人民当下就要肥皂时,按计划主管单位的计划,要到下一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