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有了向外扩张的条件。”

“倘若将其分散开来，全省各地遍地开花，最终的结果就是过度分散,无法形成集中优势,这样的情形，在现下国内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无非成本高一些,而一旦哪天开放了,就会被个个击破,之前的投资尽失不说，还会造成大量的失业。”

方叶吸着烟,继续说道:“这里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如果这些全部都由政府投资,那么结果也全都由政府承担，政府的钱从哪来?还不是老百姓身上来,所以国有企业一旦倒闭或者利润不足,最终还是老百姓承担了一切。”

“政府通过公社化实行集中生产，而后统购统销,以超低价从百姓身上收走大多利润,最后这些钱投的工厂，生产的产品又高价卖给老百姓,这是当前的经济制度。”

“然而这就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老百姓消费不足买不起大量工业品,于是工厂也就没有大量的订单和利润，最终无法发展壮大,而国家要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呢?能做的就是进一步拉大城乡差距,期望城市里能带来更多的消费。”

“可是,城市工人现下收入也有限，消费难以增长，同时国家又想压低工人收入，从而来保障国家重点工业建设，可消费不增长,国有企业又不断增长，生产的产品给谁用?如此就陷入了一个经济死循环。”

“怎么办呢?国家唯有压制工业制成品价格,以促进城市消费，而价格低了,受伤的是谁?第一个受伤的就是广大农民，他们一年只有三百来斤粮食,好一些的地方四百多斤，不过其所获全部靠工分。”

“然而,这个工分制度就完全合理吗?也不尽然!”说到这里,方叶已经完全收不住了，他说道:“比如某七口之家，三男四女，成人算五个,孩子算两个;一年拼命干下来，工分总数为五千左右,而后折合算米发粮发钱。”

“按现有工分制计价，十个工分为一个工，即折合五百个工,每工计价033元,折合为165元。”

“七口之家,每人义务工40至80个，取平均值60个，七口之家为420工分,即需做42个义务工，折合1386元;再扣除掉上述农业种植的农具租用费用等含利息,按最低十个工计，折33元。”

“—个七口之家,工分口粮折算约120元上下,取最低按110元算,总计12716元，结余3784元。”

“这就是一个七口之家,最大的年收入。若是按最高义务工计,那么结余为1144元，若家中有人生病,花掉了十几、二十块,那么一年干下来,还要倒欠公社的钱。”

“欠的钱需要工分来抵债，但家中只有五口人能上工，其中还有一个病人,我都不算长期卧病在床的,都按正常上工来算，这才能保持一家人一年有饭吃。”

“如此一来,工厂开得越多，脱离农业生产的人就越多，而最终这些全部压在了农民身上，但农民除了种田以外，不得从事任何经营,于是贫穷将成为常态,而在这种情形之下,国家的经济链条被斩断,广大农民只有维持最最低的消费，否则难以生存。”

“其结果就是，农业生产力要上来，公社就要投入农机和更多的化肥农药,但农民又承担不起,若不搞农机,农业生产力又上不来，没有农业托底,工业发展的瓶颈很快就到来,而工厂生产的新产品必然缺乏市场，只能进行一般工业品的生产，工厂利润难以增长，甚至举步维艰，工厂技术也将无法更新,并会长期处在锅碗瓢盆低层次制造上无法自拔。。”

“但是国家的战略上，工业高新技术和科学研究必然要发展，那么科研投入的经费哪里来?在这种情况之下，只有继续加大对农民的剥削，于是城乡差距就出现了，而且越拉越大。”

“1958年，国家的户藉政策,其目的之一，就是将城乡分开，当时就有人反对,说这是搞城乡差距,但最终主席坚定推行，原因就是要通过限制城市人口，扩大农村人口,来保证农业生产,减少工人快速增加,造成的国内就业压力。”

“可是,城乡差距是搞出来了，农业人口也固定下来了,但消费依旧上不来。原本想的是搞好城市消费，但是城市规模又有限,农村的农民又没有多少消费能力,而工业要发展就需要多建工厂，需要更多的工人,于是自相矛盾的情形就这样形成了，如果不改变，还会长期加剧。”

“最后,出现我上述所说情况的部分农民家庭,就会由贫农变成赤贫;工人收入上不来，管理流动性差，工人阶层开始固化，没有指望开始混日子;而企业管理层行政管僚加剧,最后照本宣科，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国家工业和经济的发展也由此难以增长,这就是一个纯纯的死循环。”

“嘶!~”邓书记倒吸了一口凉气,他被方叶的一番算法给震惊了，他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喃喃的说道:“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方叶毫不犹豫的说道:“因为人为的将阶层固化了，固化必然会加剧生产力的落后和官僚行为的大规模产生。”

邓书记问道:“所以你的意思是现在取得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