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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艰难博弈(5 / 10)

&esp;&esp;当天下午,香港浸会学院学生会、理工学院学生会等组织先后表示抗议,发表声明说“中国人民从来都不承认这些耻辱的条约”。《虎报》《星报》的报刊也发表社论文章,评论说“仅仅基于过去年代发黄了的条约之英国立场,显得顽固,甚至不合时宜的”。

&esp;&esp;在看到汇报后,重重地回应说“简直是挑衅!”然后指示港澳办予以“坚决的反击”。担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的廖承志则指示政研室,尽快组织有力的文章,坚决驳斥这个铁娘子的“三个条约有效论”。

&esp;&esp;听完智的工作指示,高致远轻松地说:“老刘,你就放心吧!这件事是英国人理亏,我们有理有据,不怕他们不认账!”

&esp;&esp;智却没有这么乐观,一脸严肃地嘱咐道:“老高,有些问题你可能不太明白。政治谈判和你以前的科研工作不一样,没有硝烟却异常残酷。小平同志讲了,两年内我们双方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共同解决,不能再拖。如果这期间香港发生了大的波动,或者在一些原则问题上达不成协议的话,那就要另外考虑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了。”

&esp;&esp;高致远连连点头,睁大双眼,做了个拳击动作,有力地说道:“看来,我们即将面对一场恶战啊!”

&esp;&esp;中英谈判吸引着世界各国的注目,每天都有大量记者守候在英国驻华大使馆门口,每逢有车辆出入都会引起大群记者的蜂拥围堵,只求能够拍下几张照片或者探听到关于谈判的只言片语。而地处北京台基厂头条3号院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也不时会有英国使馆的车辆出入,引发外界的连番猜测。

&esp;&esp;10月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与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在北京继续就谈判的基础和程序问题交换意见。中方要求英方放弃不平等条约,承认中国对香港整个地区的主权。1983年初,中方的首席谈判代表由外交部副部长姚广担任,他与柯利达大使继续就香港前途问题展开新一轮的谈判。由于英方在香港主权问题上坚持“三个条约有效论”,截至1983年3月,双方磋商未能取得进展。

&esp;&esp;国务院港澳办派出了由智带领的政研室工作组赴港交流,希冀和广大爱国港人进行多方面互动合作,阐明中央政府关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政策。高致远当然也是工作组的重要成员之一。

&esp;&esp;工作组刚刚落地,在机场大厅,智就递过来一本美国fortune(《财富》)杂志,沉声道:“老高,看看吧,最新一期!”

&esp;&esp;高致远接过杂志,只见杂志封面上就是“香港已死”几个触目惊心的大字。

&esp;&esp;智表情凝重地说道:“刚刚在飞机上我就看到了这份杂志,简直是一派胡言,每一句话都透着对我们的偏见。”

&esp;&esp;高致远仔细地阅读了几篇文章,忧心忡忡地说道:“美国对国际舆论的影响巨大,现在完全采取否定态度,表示对‘一国两制’根本不信,这很有可能导致国际舆论一边倒,形势对我们不利啊。”

&esp;&esp;智眉头深蹙,说道:“是啊,现在不只是英方的态度很强硬,国际舆论对我们的压力也很大,一定要做国际舆论方面的工作。我马上给小平同志打报告,申请组织一个代表团专门到各国去解释我们对香港的政策。”

&esp;&esp;这期间却发生了一件大事。1983年6月10日6时22分,时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的廖承志在北京病逝。廖承志先生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独子,因其特殊的个人经历,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及陆港关系、陆台关系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esp;&esp;廖承志突然离世,让安长江悲痛不已,再加上儿子安国庆最近又旷工不断,还老说自己“过时了”“老顽固”,一不小心心脏病又发作了。

&esp;&esp;安慧和母亲忙里忙外,好不容易才让父亲缓过来。想起刚才哥哥又对自己说了一堆难听的话,心里憋屈得难受,在家又无处倾诉,于是想着去找丁跃音聊聊天。谁知跃音外出采访,倒是碰上了过来送东西的丁跃民,两人找了一处炸酱面馆,边吃边聊起来。聊得正好,醉醺醺王乐和一票酒友突然出现了,仗着人多把丁跃民揍了一顿。

&esp;&esp;为了息事宁人,安慧任由王乐拉着自己回到了那个曾经的家。刚进门,王乐就把她往卧室里拽,安慧拼死反抗,但怎么都拧不过男人劲大,被迫进了屋,然后被王乐一甩手狠狠地扔到了床上。

&esp;&esp;“说!他是不是对你有意思?”王乐酒气熏天地质问道。

&esp;&esp;安慧红着眼骂了一句:“你是个疯子!”

&esp;&esp;“啪!”一个耳光扇在安慧的脸上,王乐扭过安慧的身子,继续问道:“你在护着他?你竟然在护着他?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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